2026届付思晴:选择超小众专业留学,她说非母语者身份是一种优势

以导演与演员的身份登上舞台、成为领科开设文学课以来首批申请英语文学的学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创作与演绎已成为了2026届付思晴的生活方式——她在AS阶段的CIE考试中获得了文学A*,将二十余部音乐剧与戏剧搬上了领科的舞台,并收获了英国历史最悠久的文学系之一、录取难度极高的UCL英语专业的offer。

作为音乐剧社与图书社的社长,作为舞台上几乎从不缺席的“明星”,作为三度入选《领科文集》的创作者,付思晴已成为了许多人校园记忆的一部分,更在领科人文素养的书页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让我们跟随她的分享,回顾这段关于成长、蜕变与领导力的旅程。

Q1:你是如何对文学与音乐剧产生兴趣的?对你来说,它们意味着什么?

付思晴在学习之余阅读的英语小说

Stephanie:我的文学与音乐剧启蒙都来得非常早。我的妈妈热爱文学与艺术,家里收藏着八九架书和CD。因此,我从小读了许许多多的书,还会和妈妈一起唱《音乐之声》等音乐电影里的各种歌曲。

小时候,我常常在阅读时体验到了一种“顿悟”感。很多词语我并非习得而来,而是靠感受。那时的我不喜欢和人交流,在书里看到一个新词,也往往不会去主动问询。但当我的生活中出现一些与书里的情景相似的情况,一些微妙的感情流向也常常有所重叠,我也就懵懂地而确定地完成了对这个词的认知。

音乐剧则是一种更具感染力的表达方式,是我所有爱好——音乐、文学、舞蹈的集合。真正让我对这一表演形式产生深刻兴趣的,是初中时观看歌舞片《马戏之王》的体验。当时的我逐渐在精神上脱离了应试教育的评价系统,更坚定地跟随自己对英语文学的兴趣;电影中《From Now On》这首歌“从此刻起,一切将被改变”的歌词,与我当时的心境产生了强烈共鸣:我可以主动改变自己的方向,也能够成为一个不同于过去的自己。

舞台上的付思晴

文学与音乐剧是我跨越时空、感受他人情绪的所在,也是我展示一部分的自我、记录生命体验的方式,它们已经成为了连接“我”与更广阔的世界的存在。

Q2:你和音乐剧社的伙伴们已经演出过20余部音乐剧与戏剧;作为社长,你如何带领团队将经典作品搬上校园舞台?

付思晴和音乐剧社将不同风格、类型的作品搬上领科大大小小的舞台

Stephanie:我们一般社内投票选出作品,并根据不同场合调整表演内容——club fair偏重歌舞类,春季音乐会和圣诞才艺秀则更注重表演类。在试镜确定演员后,我会根据人数调整舞台,重新编排舞蹈和走位,并和社员们分工完成教学。目前,我们改编过的作品包括《致埃文·汉森》、《Six》、《A Musical》、《摇滚莫扎特》、《粉丝来信》……在涵盖了中文、英语、法语等多语种时,也完成了一些如音乐剧小品等形式上的创新。

大部分的经典音乐剧都有多个版本,改编的过程同样也是创作的过程。仅仅照抄而不融入自己的东西无法呈现真正打动人的舞台,“怎么样赋予作品新的生命力?”是我们一直在回答的问题。在排演《致埃文·汉森》时,我们与领科理心社合作,收集了校长、老师和同学们的录音,契合走出社交恐惧的主题。上台时,演员们背着平时上课用的书包,赋予角色真实的生命力。

排练时的付思晴

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社长的身份使我不断审视领导者这个角色。团队的气质是由Leader塑造的,如果你自己不够投入,大家都能感受到;你要拥有足够的信念,大家才会信任你。我必须为团队而思考,从自身出发但不局限在自己的视角。

刚进入社团时,我也曾和许多新人一样害怕参加试镜。因此,我们修改了试镜流程,设立了适应期,让迈出第一步变得更轻松。从小学起我就担任大队委,那时学生组织的领导者往往意味着特权与荣誉;而在这里,领导者成为了责任以及做出改变的可能性。

台下的音乐剧社

Q3:许多同学会由于非母语者的身份对英语文学望而却步。作为学习者,你如何看待语言上的隔阂?

Stephanie:最开始,作为非母语者学习英语文学也常常让我感到沮丧。我需要刻意学习的词句,对于母语者来说,也许只是自然而然的下意识反应。那种我曾在母语中感受到的与文字的强烈的连接也被削弱了许多。很长一段时间,我只focus在英语文学里的“文学”二字,只将英语当作有别于汉语的另一种语言载体。然而,在学习的过程中,我开始思考:我们的语言障碍,是否也有可能是一种优势?

第一次产生这种想法是在领科的英语文学课上。当时我们学习了一首名为《an afternoon nap》的英文诗歌。由于它的主题与东亚的文化背景更加贴近,相比来自英国的老师,作为学生的我们反而更能体会到它的意蕴。而英语诗歌独特的语言特征同时也用中文无法触及的方式为这首诗增色,让这个东亚故事在我意想不到时在这个我曾视作随便的“另一语言载体”中凝结出更深刻的含义。这给了我极强的触动,也让我终于主动开始探寻英语本身的魅力。

首届《领科文集》参与者合影

后来,我探寻了许多非英语母语者作家写下的英语作品,也阅读了一些英语母语者以其它语言创作的作品。爱尔兰作家贝克特使用法语创作,因为他认为使用母语时会滑入惯性的写作方式,而用非母语能够迫使自己保持思考。而在进行非常规风格的写作时,比如科幻小说,非母语带来的认知间离(estrangement)反而能够有所助益。

同时,我相信语言中存在一些东西,能够超越语音、语法的差异,共存于人类之中。就像常常被比喻为模仿着心跳节奏的iambic pentameter,也许我们无法读懂它所承载的文字,但这样最原始的韵律却可以被所有人听懂,呼应着全世界人的心跳。

作为图书社社长,付思晴和指导老师Joshua一起参与领科图书日活动

Q4:是什么让你选择了领科?在你眼中,领科的校园氛围是什么样的?

Stephanie:初中阶段,我长期处于一种较为压抑的状态。重视数理化成绩的氛围使我很少有机会在自己擅长或感兴趣的领域中获得认可,甚至在一些活动或竞选中,也会因为成绩而受到限制。

在八升九的暑假,我参加了一个戏剧体验营,认识了许多在国际学校就读的学生。他们的精神面貌让我对国际教育心生向往。我更认同英国的教育体系,选择一个感兴趣的方向,然后持之以恒地钻研它。当时,领科丰富的课程、灵活的选课吸引了我。在这里,我能系统地学习英语文学,还能拥有自由的学习空间,根据自己的节奏安排校园生活。

付思晴与英语文学课的老师同学们

领科的文学课堂是一个小小的家。我们在一起尽情讨论,一起看着灵感一个又一个地诞生。 Ayyub老师的课堂总是充满激情与创意,让我在对专业方向有所摇摆时一次次重新感受到文学的魅力,并又一次次选择了文学。Joshua老师总是很敏锐。他不断向我发问,push我去学会表达、修正、或捍卫我的观点。我很感谢这样一个富有安全感的地方,让我能够坦诚地表达自己,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

领科四年,最打动我的是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家们都是很有意思、很具体的人。记得每次我在舞蹈房弹琴时,都会有老师在旁边听,和我聊他们的见解。有一位不教我的体育老师还曾与我合奏。老师、好学生、坏学生……没有人会认领标签,也没有人会给其他人打上标签。

Q5:四年领科时光中,你收获了哪些成长?

Stephanie:在充满资源与机会的领科校园里,我成为了一个更积极、更主动的学生。是否主动争取、参与,带来的是完全不同的生活。同时,我也在这里经历过挫折,学会了“失败”。没有尝过失败的滋味的人,一定是没有真正挑战过自己的人。

更重要的是,在这四年里,我开始思考自己想要什么,而不是别人期待什么。刚刚进入领科的时候,我想在一个自己认同的环境里证明自己,因此我努力将所有的事做到最好,让自己贴合印象中的国际学校学生。当时的我甚至不希望别人用中文名称呼我,因为中文代表着我不太满意的过去。

付思晴多次获得领科校长奖

在AS年级的英语文学大考前,我曾经历了短暂的迷茫——作为中国学生,考出英语文学A的成绩已是巨大的挑战,获得A*更是几乎不可能,那么我又能够走到哪里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否还要申请文学呢?

然而,在与Elizabeth老师聊天后,我渐渐看清自己的内心:即使拿不到好成绩,我依旧想学习文学。大学不是人生的目的地,让人羡慕的成绩和录取并不是我真正想要的。不管最终去到排名第几的大学,都不过是为了做我想做的事。

付思晴和升学指导Suzie老师

不用外界的评判体系评判自己——这种心态让我更加享受过程,将发生的一切都作为对我的塑造,也成为了我申请季最关键的助力。在被别人衡量前,自己要先明确自己是否qualified。哪怕遭到了外界的否定,在外人看来自大了些,也可以选择相信自己的判断。这是尊重个性、鼓励自主的领科校园赠予我最重要的礼物。

From Stephanie:

我想要感谢四年领科生活中出现在我的生命中的每一个人,我想要感谢那些早在我来到领科前就来到我身边的人,我想要感谢从始至终与我一直在一起的,我自己。

我想要感谢那些因为我是我而选择了我的人,我想要感谢那些在我明白我是谁之前先我一步认出我的人,我想要感谢在我还不是我的时候耐心教导、陪伴我的人。

有很多瞬间如果一一拿出来讲会显得太琐碎,太没有重点。但那些画面连结在一起,成为了我的一部分。有些我已经意识到了,有些也许还没有,但我都会一并带着它们继续向前走。

希望学弟学妹们能在这个校园中,尽情去体会,尽情去连接。好的、坏的,一并都是青春记忆中独一无二的篇章。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